少年何正果在北京治病期間拍攝的照片(何正果父母供圖)
救助站值班記錄表上有關於“何正國”的記錄

老城派出所當時的接報警記錄
 救助站保衛科長王雲生開具的相關證明
  “即使現在的偵查手段再高超,可人已經火化了,死因也將是個謎。”12月23日下午,信陽市公安局局長陳洪傑面對17歲少年何正果父母時面露同情,但已“無力回天”。
  從去年10月起,湖南新化少年何正果成為赴北京治病大軍中的一員。12月3日,他在結束化療後,與父親何文一同乘坐火車回家。途中何正果不知何故獨自在信陽站下了車,此後與家人失聯。在隨後的5天里,這名患有生殖細胞瘤和尿崩症的少年先後被當地政府人員送往老城派出所、信陽市救助站以及信陽市精神病院等地方。他的名字也由何正果變為登記本上的“何正國”,最終以無名氏的身份“猝死”於信陽精神病院的病床上。12月10日上午,在何正果死亡後僅僅一天,作為無名屍他被火化於信陽金山殯儀館。
  據北京青年報記者調查瞭解,何正果與家人失聯期間,其父何文曾數次到信陽市派出所、救助站等地尋找,甚至曾兩次與兒子“擦肩而過”,但在這些單位始終沒人能告訴他尋找孩子的正確方向。最終,17歲少年何正果寂寞地死於這個寒冬。生前也未留下隻言片語。
  12月4日9:10  信陽火車站
  生前拍攝的最後一張照片上,何正果眼睛大而深邃,高高的鼻梁與其父何文有些相仿。如果不是剛剛結束化療,有些消瘦,這位皮膚白皙的少年身上沒有任何一點會讓人與“流浪”這樣的詞相聯想。
  去年10月,何正果因患有生殖細胞瘤和尿崩症,開始頻繁往返於湖南與北京之間。作為何氏家族的唯一孫子,父親何文幾乎經常守護在兒子身邊。只要沒特別緊要的事情,爺爺和媽媽也會陪他到北京治病。最近的一次治療用了十八天。“這次化療非常順利,我們父子倆的心情也不錯。”何文說。
  何文回憶,12月3日早上6點多,何正果起床收拾行李,9點鐘辦完出院手續。隨後,父子倆出去開了間房,等待乘坐晚上的火車回家。出發前,何文還特意用濕毛巾為兒子擦拭了下身上的法派羽絨服。“這件衣服買時花了800多。”
  在何正果母親蘇美華的眼中,這個再過一月即將成年(18周歲)的兒子還遠未長大,對自己仍舊十分依賴。她告訴北青報記者,“每天跟媽媽打電話”是何正果在北京治療期間養成的一個習慣,而另一個習慣是,“必須時刻喝水,這是根據病理治療的要求養成的”。
  當晚9點,父子倆登上回家的列車。此後蘇美華曾給何正果的手機打了個電話,但對方已經關機。後來她得知,因為上車時間太晚,何正果用自己未裝電話卡的手機聽了十分鐘音樂就躺在卧鋪上睡著了。
  為了照顧兒子,何文特意讓兒子睡在自己的上鋪。“因為何正果喝水多,我凌晨三四點鐘還提醒他上過廁所。早上七點半鐘左右,又特意弄醒他,遞了棉衣。”4日上午8點半左右,何正果跟父親要了根煙抽。“他知道我不高興他抽煙,特意和我說了十點鐘再要。”此後,何文睡著了。大概9點10分,當他醒來時發現兒子不見了。
  “我趕緊報告了乘警,大喇叭廣播,乘警找遍了十幾節車廂,最後確認人沒在車上”,據何文講述,此後他在武昌下了車,買票又折回信陽。到達時已是傍晚6點多。
  隨後何文在信陽火車站監控視頻中找到了兒子,心中也略微踏實了一些。“這小子果然下了車。”由於何正果的卧鋪車票當時還在列車員的手中,視頻顯示在4日早上9點10分,這名17歲少年故意壓低了帽檐,逃票走出信陽火車站。
  對於何正果下車的原因,至今何文也說不清楚。在看完這段視頻後,何文首先撥打了當地的110電話,隨後立即趕往車站派出所登記了兒子的資料。他一邊回想兒子為何要中途下車,一邊也期待兒子能夠在餓著冷著的時候找到警察。“他身上最多一兩塊錢,還有個沒卡的手機。”何文曾相信,“這樣兒子就不會走遠”。
  12月5日3:28  老城派出所
  與何文最初的期盼似乎有些吻合。何正果到信陽後不久就被警方找到,但結果卻完全相反。
  根據信陽市中醫院附近的監控視頻顯示,12月5日凌晨1點31分,何正果走到這家醫院的大門外,在觀望一下後走了進去。隨後何正果開始在醫院的各個樓層間走動。一個半小時後,他被人發現並送到派出所。與此同時,同處信陽的何文正在火車站附近的新華東路尋找兒子。此時的何正果距他其實也就一公里。
  在後來信陽市公安局向何正果家人出具的《關於湖南省新化縣居民何文反映其子何正果在我市非正常死亡情況的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12月5日凌晨3點9分,老城派出所接到信陽市中醫院婦產科22歲女護士報警,稱六樓婦產科懷疑有男子偷嬰兒。而這名護士在8天后(此時何正果已經死亡)得知有湖南少年在信陽走失後,也主動給蘇美華打了電話。她成為何家人最終確定孩子被派出所帶走的重要線人。
  報告顯示,這天凌晨3時12分,該所出警民警田聖保、侯傳田到達六樓婦產科,見到了坐在木凳子上的何正果。在排除偷嬰兒的嫌疑後,何正果被帶入派出所。田聖保介紹,何正果進來了先是要水喝,且把一壺水喝了一大半。據民警田聖保回憶,他後來曾嘗試找到何的家人住址、聯繫方式,但均遭失敗。後來他在一產婦家屬陪同下,將何正果送往救助站。
  警方給家屬提供的監控畫面中,何正果戴著迷彩帽,上身著深色棉衣,下身著特步運動褲,這正是他下車時的打扮。北青報記者在視頻中看到,5日凌晨3點28分,何正果進入派出所,3點43分則坐上了開往救助站的警車,前後在派出所停留了僅僅15分鐘。從警方提供的這段視頻觀察,這名17歲少年此時似乎沒有逃跑或抗拒的任何動作。但詢問期間的視頻警方始終沒提供給家屬觀看,理由是“值班室未安裝監控”。
  北青報記者在出警記錄上看到這樣一段文字描述,“老城派出所接到市中醫院報警,有一不明身份的男青年跑到住院部樓。”事後有民警承認,他說自己叫何正果(音),17歲,湖南婁底人。作為常規問話,民警甚至還問了身份證號碼。“他的普通話我聽不懂,就讓他寫下號碼,但是寫的也不清楚,歪歪斜斜的,查詢無結果,就依照《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規定送到救助站。”田警官說。而實際上,何正果此時還從沒辦理過身份證。
  何正果的父親何文在大學時曾學習法律,他堅信公安是最有效的尋人途徑。12月5日天亮後,他拷貝了自己手機上的兒子照片,打印了九張,併在其後的五天時間內,分別向車站派出所、老城公安分局、五里墩派出所、民權派出所放置了這些照片,登記兒子失蹤的情況,並留下了自己的聯繫方式,但此後幾天均未得到回覆。
  12月23日,信陽市公安局局長陳洪傑向何正果的家人道歉。在他看來,老城派出所民警在當日凌晨應該向指揮中心報告,通過指揮中心通報全市公安局。“其次要通過全國人口系統去仔細核查篩選信息,值班民警並未去嘗試做這些工作”。
  “目前沒有規定要對所有的報案都錄入系統,但是目前信陽市公安局報警接警信息共享確實還做得不夠,工作不細緻。” 陳洪傑說。對於父親何文來說,警方的這套具體業務他並不瞭解。他的感受是,“始終沒有一個警察給我指出更好的尋人途徑,也沒有一個警察借助網絡來幫我找人”。
  12月5日3:43  救助站
  “我至今都特別後悔,旅店老闆娘5日叫我去救助站找,我卻沒有立即行動,還是先去了派出所。”當時,何文住在離信陽火車站百米遠的一個招待所內。第二天一早,老闆娘聽說他要找孩子,曾熱心建議何文去救助站看看。“信陽就這一個救助站,沒錢沒吃的小孩,也許會送那裡去的。”老闆娘告訴何文時,他一整晚輾轉難眠,並想好了一整套找人方案。他決定上午去打印孩子的照片,然後去火車站附近的網吧碰運氣,並抓緊時間再次去車站派出所送照片報案。
  直到12月6日早上,何文才前往救助站。不過此時何正果剛被送往當地的一家精神病醫院。
  救助站提供的監控視頻顯示,12月5日凌晨3時43分,何正果被送到救助站。在門口登記,手持礦泉水瓶子。凌晨4點04分,他進入救助站宿舍。有兩張空床位里,何正果自己挑選了最靠牆的一張。隨後,他又從另外一個房間里找來被子,此時其他人已經睡了。
  此後的時間,他站在床邊,一會兒徘徊,一會兒又揪著被角抖動。甚至,其還走出大門,邊接水喝邊張望,並沒立即躺下睡覺,其間,這名少年還問詢了一個半夜醒來的流浪人員。凌晨4時36分,何正果坐在床邊開始瞌睡,但只是橫躺,並不願意蓋救助站的被子睡覺。
  北青報記者曾進入何正果睡過的房間,一股尿騷味非常刺鼻。房間空曠而寒冷,單薄的木板床上只有一床薄被褥。蘇美華告訴北青報記者,兒子平時很愛乾凈。“可這裡這麼臟,他怎麼睡得著?”
  視頻中,何正果後來和衣而睡,一直到7點起床。5日上午7點42分,何正果到值班室飲水機接水喝,值班工作人員拉住他阻攔。何死死抱住飲水機,結果被幾個受助人員拖了出去。
  上午8點07分,何正果開始試圖逃跑。當他已經跑出大門後,被工作人員發現,並招呼幾名受助人員將他又押了回來。這段視頻顯示,何正果後背全是白灰,此前戴在他頭頂的迷彩帽也不見了。“8點多鐘,我還問了他叫啥名字,他說自己叫何正果(音),湖南婁底人,我問更多的他就不說了,隨後我就去給其他受助人員買火車票了。”一名曾見過何正果的救助站工作人員後來對蘇美華說。當時何正果的精神“並無異常”。
  監控視頻顯示,9點鐘,何正果坐在床頭,一個受助人員進來打了下他的頭後出門。9點12分,救助站清潔工進屋掃地,何正果從後面抱住了他的腰,打掃衛生的人打了他的手,何正果順勢坐在床上,並沒有進一步的行動。其間,何正果還主動曬過被子,因為礦泉水瓶丟失,他只好拿著其他救助人員的杯子接水,並倒到自己的碗里喝。2小時後,何正果被通知送往精神病院。
  後來有救助站工作人員告訴何家人,救助站里的這種移送並沒有什麼具體標準可供遵循。“他們說當時只是覺得疑似”,“亂搶別人東西,情緒不穩定,行為異常”。除此之外,何正果大量喝水的行為也被認為是一種異常表現。不過就此,救助站的工作人員並未對這名少年進行詢問。
  在送何正果去精神病院的一段視頻中,他走到救助站門口時曾有想回去的動作,但立馬被工作人員制止。
  就在何正果被送走的第二天上午。父親何文打的來到救助站。在向工作人員進行了一番問詢後,對方沒有提供出任何有價值的信息。最後,這位父親留下了兒子的照片,併在背面寫上自己的姓名和電話號碼。和在派出所一樣,他告訴對方有消息給他打電話。
  事實上,在這所救助站前一天的值班記錄表上,就有“11點鐘,站車送精神病院,男,何正國,湖南”的字樣。而這裡的工作人員也坦言,送精神病院並不是常事,那幾天也就這一個。
  12月23日,在家屬的協調會上,信陽市民政局副局長胡海峰承認,救助站救助的是流浪乞討人員,救助方式是自願救助,“何正果拒絕提供家庭詳細地址,只能算走失人員,嚴格意義來說並不屬於救助站救助的範圍。”他表示,如果工作人員按照規定辦事,12月5日凌晨的值班人員則不應該接收何正果,12月6日,何文拿著照片去救助站尋找時,值班人員應該仔細比對值班表。“但是,他們都在應該不應該之間,沒有恪守準則。”目前,信陽市民政局通報,救助站站長已經停職。
  12月5日 11:21  精神病院
  進入信陽市精神病院後的何正果被登記的信息為“無名氏”。
  據該院周院長說,當時是分管業務的副院長王憲軍做出的安排。報告顯示,當時由救助站工作人員龔志強填寫了《信陽市精神病醫院流浪乞討精神病人救助登記表》,稱“我站一流浪無名氏”、“精神異常,有狂躁舉止”。但是周院長也表示,此後他們未問出孩子的姓名和家庭住址,也用無名氏代替。
  監控視頻顯示,12月5日11點21分,何正果出現在精神病院門口。此時,他正提著褲子走路。後來的公安報告稱,當日,值班護士吳超、杜雪見何正果衣服上、身上沾有大小便,便由男護士吳超帶其淋浴並更換了衣服,暫時把何正果安排到五病區3號病房37床位。其間醫生護士等人均未發現何正果身上有任何傷痕。
  之後何正果要喝牛奶,杜雪等人又為其購買了純牛奶,且為其做了血壓、體溫等常規檢查。5日當晚,何正果被轉到觀察病人專用的1號病房。這一天,何換上了醫院的病號服,因為褲子太大,在最後的生命時光中,他一直提著褲子,走路也變得拖沓。
  據父親何文提供的一份何正果於12月3日從北京出院的記錄顯示,他彼時“神志清楚”,心跳、心率、肝功能等都正常。
  而信陽公安局報告稱,12月6日,醫生對何在檢查後,通過觀察,王有斌醫生初診何正果疑似情感性精神障礙,另外發現其有貧血、電解質鉀偏低等狀況,判斷何正果體質較差。這一天的何正果,中午一直睡到3點44分才起床。
  報告顯示,由於何正果還未確診系精神病患者,屬於觀察階段,醫院未對何正果進行精神病方面的具體治療,只是開了小劑量的鹽酸丁螺環酮片和齊拉西酮等,用於緩解情感性精神障礙的藥。每晚給他口服一片艾司唑侖片幫助睡眠。事後何家人想看當時的病歷本,而精神病院方面表示已經上交到信陽市公安局。
  視頻中,何正果在進入精神病院2天后開始略顯異常。12月7日晚上近9點鐘,何正果摸了一個熟睡病友的臉,並嘗試兩手抬起。8日上午,醫院又為其做了胸片檢查,發現何正果左肺有炎症,下午輸液治療。當晚8點38分,這個愛乾凈的少年又開始抖被子。10分鐘後,向護士要水喝後睡覺。這是自入院以來,何正果最早的一次入睡。
  據該院院長介紹,因為何正果看起來更像十三四歲的孩子,因此醫生護士都很照顧他。“因為入院時間短,對於以往病史醫院並不瞭解。如何都想不到,孩子會悄無聲息地猝死”。
  何生前的最後一段視頻顯示,9日凌晨4點26分左右,他捲起被子翻身,胳膊抖動,持續了一分鐘左右,但幅度不大。而當時,護士正好在查房,病房內還有病人未睡覺。9日早6點半,陸續起來吃早飯的病友們發現何正果總是不醒。監控視頻顯示,此時不斷有病友拉扯他的手腳,並嘗試各種辦法喚醒,但是始終沒有動彈。直到6點43分,護士來查房,發現何正果已失去生命體徵。經閆黎明醫生檢查,確認何正果死亡。
  12月9日下午 金山殯儀館
  公安報告顯示,精神病醫院醫生閆黎明確認何正果死亡後,曾立即與送何正果來救助站的龔志強聯繫。龔志強又立即向站長李明彙報。最終李明安排救助站50歲的保衛科長王雲生來處理此事。王雲生稱,在李明站長的同意下,開具了“我站寄養在新天倫老年公寓無名氏,男,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同意火化”的相關證明,隨後其聯繫信陽市金山殯儀館的張建華到精神病院將屍體拉至陵園火化。
  因9日上午沒有時間,金山殯儀館張建華、方斌二人在當天下午14時40分前往精神病院,將何正果的屍體拉至殯儀館。第二天上午,何正果的屍體火化。而按照8月1日在信陽執行的國家相關規定,對於不明遺體的處理,要求“遺體保存一個月並通過有關途徑尋找家人”。“顯然,在我兒子的遺體處理上,相關人員並未按該辦法執行。”何文說。
  另一個讓何家人產生疑問的錯誤是:“何正果明明死在了精神病醫院,為何卻成了新天倫老年公寓的無名屍?”民政局副局長胡海峰事後向家屬解釋的原因是:“工作人員的懶惰。”據瞭解,該救助站有100多人寄養在天倫養老院,當時養老院中正好有一位男性被送往其他醫院搶救無效後死亡。“因為也是出具死亡證明送火化場,保衛科的科長王雲生當時已經在打字機上打了一部分,恰好是從天倫養老院出來死亡的空白證明,就隨便向殯儀館出具了一個,完全是為了省事”。
  12月15日,何文、蘇美華第一次來到金山殯儀館尋找兒子的骨灰。有工作人員查詢記錄後告訴他們,59號骨灰盒是救助站“無名氏”的骨灰。但僅僅幾分鐘後,有工作人員發現,59號骨灰盒已被別人領走。一番商量過後,最終何正果的父母被現場工作人員們告知,他們要的骨灰其實應是61號骨灰盒。
  “感覺像是做了場噩夢,一環套一環,每一步都荒誕得不可思議。”蘇美華說,至今她都不敢將那盒骨灰領走。(來源:北京青年報)
  文/本報記者  王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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